□ 华校生 编著

　　第七章　 临危受命赴汉　英勇就义

　　（接上期）

　　1 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出席四次劳大

　　正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展，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开始与日本、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团、上海青帮头子密谋勾结，并与军界将领举行反共秘密会议，用暴力手段“清党”。4月11日晚，青帮头目杜月笙假意要与上海总工会洽谈，特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到杜氏公馆赴宴，汪寿华在当晚被上海青帮流氓杀害。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之中，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凤岐第26军第2师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队员看到军队将青帮武装分子的枪械收缴，便热情地欢迎这些“调解者”。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2000多名工人纠察队队员被军队强行缴械。4月13日，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由10万名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26军士兵突然冲出，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队伍扫射，打死100多人。此后又疯狂搜捕和屠杀游行工人。到4月15日，300多名上海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 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孙良惠没有被敌人疯狂的大屠杀吓倒，继续战斗。孙良惠在沉痛悼念战友牺牲的同时，也为劳苦大众重新被推进苦难深渊而痛心疾首。大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在大革命时期争取得来的政治、经济权利完全丧失了。如纱厂工人在总工会存在时期所争得的条件都被日商资本家取消，包括车间工人在吃饭时停车半小时，被取消；放工前早停车15分钟，被取消；车间里原来有椅子，工人可以休息，也被取消。然而变天的反革命政变后，他们又神气起来，工头整天拿着竹鞭像打牛马似的对付童工，并且不准啼哭。日本工厂又在用大量童工顶替，开除罢工工人。许多工厂定下规矩，参加过工会的人都不要，上海纱厂里的工人工资普遍在降低。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们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党政府，与同时仍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军阀政府存在，中国一时形成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孙良惠要寻找新的出路，他把目光投向了湖北武汉。此刻的武汉国民政府由刚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把持，他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表示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的部队实现第二次北伐战争，击败了北洋的奉系军阀。然而，就如何反击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共产国际及中共党内出现了方针和路线的分歧。

　　就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党期待党中央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形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孙良惠在大会闭幕后，立刻返回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要与战友重组上海工人力量，与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作拼死的斗争。

　　2 痛悼风雨同舟中牺牲的张佐臣、杨培生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后，孙良惠秘密返回上海，同行返沪的还有张佐臣和杨培生。他们要贯彻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反对帝国主义破坏和国民党右派政变的要求，以挽救革命的决议精神，重振上海总工会的雄风。

　　孙良惠、张佐臣和杨培生3人都是知根知底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侠士。

　　孙良惠与张佐臣是早已相识的老战友。张佐臣原是浙江平湖人，早年在日商大康纱厂当工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日商二月大罢工时，在沪东领导大康纱厂罢工，进而推动沪东许多纱厂罢工，最终形成沪西、沪东联袂的规模巨大的二月大罢工。当得知孙良惠、邓中夏等同志在二月大罢工中被捕，张佐臣又挺身而出，以工人代表身份，与反动当局周旋交涉，最终营救了邓中夏和孙良惠等许多同志。是年5月，张佐臣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张佐臣又兼任上海总工会第三（浦东）办事处主任、上海纱厂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员、委员，小沙渡曹家渡区上海总工会代表、南市部委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再度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孙良惠与杨培生的相识要迟于张佐臣。杨培生，江苏川沙人，1906年到启昌机器当钳工，后进浦东英商祥生船厂做工。五四运动前后多次参与罢工斗争。五卅运动爆发后，任祥生船厂工会会长，组织全厂工人参加上海五卅总同盟罢工，其间由张佐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杨培生先后任中共浦东部委委员和组织部主任、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员、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浦东南市的组织领导人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寿华（何松林）被敌人杀害，4月中旬，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杨培生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6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任省委执行委员，同月22日，作为上海代表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6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孙良惠、张佐臣与杨培生在返沪的轮船上，面对着长江滔滔的洪流，大家都是心潮澎湃。他们都知道，就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前后，国内形势已进入更加危急关头。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在这种局面下，受到蒋介石策动的武汉政府的反动军官，公开发动武装叛变。4月底，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敌人调动军队向左派的国民党湖南省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然后许克祥叛军又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1万多人，湖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5月底到6月初转向反动，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随后，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此时的上海，许多党团组织已经被打散，曾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州会馆，已经被敌人占领。遍布全市各处的工会已被敌人捣毁。

　　但是，革命者没有被杀绝，人民反抗的怒火仍在喷发，据党组织统计，1927年4月12日至12月的近9个月间，上海各业工人罢工仍发生了96次，其中政治性罢工19次、经济斗争罢工77次，参加罢工的有14万多人。

　　孙良惠、张佐臣与杨培生在返沪的轮船上秘密地商讨如何回沪开展工作。他们具体作了分工，张佐臣和杨培生还有一个秘密活动据点，可以召集一些活动积极分子，先把革命的星火点燃起来，再逐步扩展力量。孙良惠也去寻找被打散的工友，准备积聚力量，以求旭日东升。

　　他们回到上海后，张佐臣和杨培生两人立刻到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的上海总工会秘密据点召开秘密会议。但就在秘密会议进行时，由于被叛徒出卖，敌特军警包围会场，张佐臣、杨培生等当场被捕，随即被押解到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巡捕房，当晚被移押到枫林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张佐臣和杨培生受尽酷刑，在被捕后的第3天（7月1日）被枪杀。

　　幸免于难的孙良惠获悉张佐臣和杨培生两位老战友英勇牺牲，悲痛万分，前几天还在轮船上“歃血定盟”，要重振上海总工会，而今佐臣和培生已牺牲，仅剩他孤身只影。孙良惠在深深默念战友中继续战斗，不幸在一次革命活动中也被敌人发现，关进牢笼，庆幸当时孙良惠的真实身份没有暴露，最后敌人以莫须有的“嫌疑犯”罪名，将其判处10年徒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