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高中时，有同学抄录过一首苏曼殊的诗送我，诗曰：“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那时，初识苏曼殊，哪有什么感觉，只是想到一个僧人写出“无端狂笑无端哭”的句子来，说他是“情僧”一点也不冤枉。前些时候去文庙转了转，在一个折价店摊看到这本汇集了苏曼殊诗文的《读禅阅世》，顺手一翻，就翻到了这首诗，原来诗的标题是《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这首诗我早已滚瓜烂熟，可诗的名称却是三十多年后方才得知，想想不可思议。于是便放下正在阅读的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先要把这本书读完，否则，我估计我什么书都无法看进去了。 

　　谓其“情僧”，史有定评。《双枰记序》有这样的文字：“若夫东家之子，三五之年，飘香曳裾之姿，掩袖回眸之艳；罗带银钩，绡巾红泪；帘外芭蕉之雨，陌头杨柳之烟。人生好梦，尽逐春风——是亦难言者矣。”哪有僧人如此关注“东家之子”、如此描绘“三五之年”的？再读《代柯子简少侯》、《吴门依易生韵》和《东居杂诗》诸篇，简直像是翻开了徐陵的《玉台新咏》，活色生香，春意盎然。可是，秾艳之处自有弦外之音。读《本事诗》之“六”有名句“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令人醍醐灌顶——无情而有泪，那是因为相逢已剃度，无情依然有情，其情意之关切透彻骨髓，其人格之磨砺亦近天人交战；读《寄调筝人》之“二”有“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这“情禅”二字活脱脱显现出苏曼殊的机缘，同样一个“情”字，可这哪里是文人墨客、风流才子们的世俗情欲可以同日而语，完完全全是以情入禅、以情见禅、以情证禅的方便法门，苏曼殊必须参透一个“情”字，以情炼性，方能照见一个“空”字，明心见性。柳亚子在《苏玄瑛传》中说他“晚居上海，好逐狎邪游，姹女盈前，费一破其禅定也。”所以说，他情意深切又持守坚固，不 

　　是个伪僧，亦非寻常僧人，以“情僧”相称，名副其实。 

　　苏曼殊“情僧”气质的形成与其早年经历有关，而他的早年人生经历在其小说《断鸿零雁记》中有充分的影射。《断鸿零雁记》在这本书中占了四十多页，半文言半白话，文言为主，我花了半天时间读完，抬起头来，眺望窗外，心情就像这初冬黄昏的阴郁天色，哀不能已。小说以“余”东渡日本归省母亲为线索，实际上写的是与两位女子的爱情故事。第一位是未婚妻雪梅，其实，说两人相识都觉勉强，只是童年时代“一挹清光，景状至今尤藏心坎”而已，“余”东渡扶桑，雪梅守贞始终，待“余”返回，雪梅已然香消玉殒。“余”身披袈裟，脚踏芒鞋，从江南一路走到岭南雪梅所居，在夜色苍茫中爬上荒山野岭寻觅“卿卿”，一时肝肠痛断、幽恨弥天。另一位是静子，扶桑姨氏之养女，小说写到静子，笔触特别的细腻柔和，默默相对是情，寥寥数语是情，谈书论画是情，轻叱微愠亦是情，只要是“余”与静子共处的场合，弥漫着的全部都是淡雅而醇厚的情意，心心相印，无所不在。然而“余”是个受具足戒的僧人，自是不同凡夫俗子，在情节从舒缓逐步走向紧张，这层薄薄的情意之纸将破未破之际，“余”最终还是选择了“含泪顶礼”：“吾姊盛情殷渥，高义干云，吾非木石，云胡不感？今兹手持寒锡，作远头陀矣。尘尘刹刹，会面无因。”“力遏情澜”、毅然回国。 

　　然而，小说是这么写，其实即使圣人也未免有情，周瘦鹃在《紫兰花片》中这样叙述他所崇敬的曼殊上人——蒲团贝叶间，仍不能忏尽红禅也。久寓扶桑，与彼邦名花百助女史善，过从綦密，……，往岁尝以一邮片贻天笑前辈，上镌女史调筝小影，神光离合，不可逼视，璧玉琼花，犹不足以方其明冶也，上有诗云：“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我已袈裟全湿透，那堪重听割鸡筝。”百助女史或者就是静子的原型，现实中的情意深笃或者更甚于小说描写。周先生又以佛家色空之论论之，未免空疏。其实，袈裟湿透，那是情意已臻其极，但即使情意至极，袈裟依然未卸；无情无义，如何当得“情僧”二字，为情乱戒，又如何当得“情僧”二字。禅在其表，律在其里，即使情关未透，又有何妨？ 

　　柳亚子绘声绘色的说了一段曼殊上人的故事，催人泪下。“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作也。”环顾四周，这样的“精神病”在现在的人世间已经很少很少了，少到了难免要让人怀念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