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邓伟志”的大名我是熟知的，有幸读过他的文章，听过他的发言。他是上海大学知名教授，也曾是民进中央的副主席。在文庙淘书，我欣然买到他的“新千年日记”《思想之旅》。
书是作者2000年的日记集结，按地点逐日编排，一些日记的后面还附录了他写的文章，可视之为日记的补充。这一年，他两次出国讲学，历时两个多月，我读了这段时间的日记，仿佛分文未掏，跟着他走了好几个国家。而国内，他也奔波多地。这些扑面而来的所见所闻所思，开我眼界，启我心扉。
思想，那是属于我们每个个体的，不同于流俗的。思想是在高处，俯瞰现实，做出评点，热中有冷，冷中有热。一个人没有思想，只不过是徒有躯壳。思想含有理性，犹如花茎上的果实；思想含有识见，犹如冥暗中闪现火花；思想含有智慧，犹如炼钢经过冷却淬火而成。读到妙处、精彩之处，忍不住我会用笔划下来，暗暗叫好，庆幸出版社为我们这个时代保存了这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文本。他随时随地注意观察，所发议论针砭时事，精到实在，发人深省。这恐怕不仅仅是出于他的职业敏感吧，他是从骨子里喜欢思想的哲人，因而表达得很真切、很真挚，也很感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魏征所说。我想，今天社会应该有更多宽容，正因为听到尽可能多的不同的声音，才能有更多的参照，从而集思广益，共同推动时代进步。
思想，须有思想者的清明。流动的水不会腐浊，与时俱进的思想不会僵化、枯滞。作者的可贵，就在于他向前看，视野宽广，善于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洞察事物，因而理念比较新，不受拘囿，且有穿透力。比如，他说，“既然‘环球同此凉热’，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露出曙光，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全球化还会远吗？”关于同与异，它们会产生碰撞，“‘新同’之中有‘新异’；新异之后又会有更新的同。‘同’与‘异’的互动，推动着地球的自转与公转，推动着世界的一体与多样。”然而，东西有融合，也有冲撞，中国不可能走西化的路。理论是民族的灵魂，没有攻不破的“禁区”，但“迷信是创新的牢笼。”“十大预测”中，许多政府职能将转移给社会，城市化速度加快、城乡差距缩小，教育将实现多媒体化、全球化，居民、村民将变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生产时间缩短、休闲时间增多，不正是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所努力的吗？
他是入世的，他的思想触发于现实，感应于现实，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在激发他发现问题，决不留情面。他从江西一位因贪污、受贿落马的副省长先前四处题招牌、后又不得不组织人铲除的现象引发思索，认为“为了避免铲与刮的历史重演，题字还是请书法家为好。”他从成克杰贪污早有时日，仍受到重用，看出“荒唐的体制才是腐败的温床。”他观察世态，“青少年的那个不纯洁的一面，说穿了，是从中老年那里学来的，是受中老年的传染、污染。”他去奥地利考察，从平民居住的“马克思屋”得到启示，人家“高干”们也愿意与民同住，他们有公仆意识，我们是不是要加个“更”字呢？中高级干部是不是也应该分散住在百姓当中呢？如此，不视察胜于视察。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路经马可·波罗故居，生发出如果今天能多出几个马可·波罗，如实地向西方传播中国的实况，中国申报奥运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不必费那么多周折的念头。走访欧洲一路，在佛罗伦萨，他在想：当代中国的但丁在哪里？中国怎样才能出但丁，出《神曲》？在他看来，《玩偶之家》就是妇女社会学的一个案例，一部社会问题剧，易卜生属于不是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家；韦伯死后大有名气，也说明了人们对一种学说的认识过程很复杂，有时越是超前的东西，越不易被当时的人所接受。又说“人家是从学术上研究马克思，而我们多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棍子，”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谈何容易，故有的提法宜谨慎。谈到理论创新，“要防止学术市场化，学者官僚化。要有点李白‘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实施社会监督，“不要老是拿‘社会影响’当顶门杠。”在南京参观古城墙，让他联想到，“城墙就在脚下，人民才是城墙，脱离人民是站不住的啊！”
对婚姻、家庭的研究，许多见解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入理解和透彻的思考。面临婚姻法修改，他推荐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认为“这本书比当前开放的观念还开放”，“有些自以为超前的人，其实并不超前，比恩格斯差远哩！落后得很呐！”他强调恩格斯婚姻观的基本点：1.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2.只有继续保持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3.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他提出对“第三者”现象要作具体分析，当年瞿秋白爱上的也是有夫之妇，认为有爱情，不会离婚；爱情有修补的可能，不要草率地离婚；实在是没有了爱情，应迅速离婚。从历史大趋势上看，无错离婚是社会的进步。
有对负面的尖锐批评，就有对正面的热烈赞扬。他张扬人的尊严和健康的人格，以及坚持真理的信念和宁折不弯的品格，这和鲁迅“立人”的主张是一致的。参观古罗马遗址，他写下“什么都没有了，柱子还直立在那里，几千年不动摇，真够坚定的。历史需要柱子精神。人应该有柱子精神。”他称赞“石头可碎不可弯”，这成为他说话为文有棱角的动力。
他爱读书报，从书中汲取思想，并在日记中勇于反思自己，加以鞭策。如，边读陈寅恪的书，边想陈寅恪怎么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他在想：我在62岁以前没走“陈寅恪之路”，容不容我62岁以后走一条“陈寅恪之路”？对世事他看得透彻，日记中有很多称得上明白话，比如，从沧桑巨变，领悟“天下哪有永恒的东西？”他敢于打破“个人崇拜”的偶像，揭示了人的局限和困窘。看到国外媒体报道，如某某是“中国最有权和最有钱的后代”，某某的手稿又超过了谁，心中发痛。
叶圣陶先生有言：“日记材料是个人每天的见闻、行为以及感想，包括起来说，就是整个生活。我们写日记，写作这件事就跟生活发生了最密切的联系。从这种联系逐渐发展，以至著书立说，述作等身，总不会违反现实，或者取那种不真诚不严肃的态度。”日记贵在有思想，贵在有真实性，不粉饰，不逃避，对万事万物不背过脸。对作者而言，日记的本真，来源于人格的坦荡，来源于精神的豁达，来源于对事物的真知。作者有“思想界的男子汉”之称，过去主攻家庭社会学，知识社会学，近年主攻城市社会学。此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写过两本书，在文学方面，出版过《我就是我》等数本杂文集，先后在二十余家报刊办杂文专栏，曾获林放杂文奖，人民日报金台奖。所以，不难理解他的日记有较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从日记的文字来看，亦注意生活化语言的运用，以显生动活泼，形象、幽默、风趣的表达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