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参加国共合作　自强不息

　　（接上期）

　　1 在邓中夏引领下参加国共合作

　　邓中夏不仅是孙良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引路人，也是孙良惠从事国共合作国民革命活动的引领人。

　　邓中夏高度重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邓中夏在1924年3月的《平民周报》发表《论劳动运动》一文中指出：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一定要把工人阶级发动和组织起来。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却具有伟大的力量。而工人出身的孙良惠被发现、培养和推向国民革命第一线，则是邓中夏慧眼识珠的硕果。

　　邓中夏对中国工人阶级参与国民革命有大量的理论阐述。1923年12月，邓中夏在《中国青年》发表的《论工人运动》一文指出，工人群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国民革命中，它是最勇敢的先锋队。1924年11月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更进一步亮出观点：老实说吧，将来中国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领袖亦是无产阶级。他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作国民革命的领袖。在中国各阶级民众中比较起来，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领袖地位吧。

　　1923年“二七”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失败后，他觉醒道：中国革命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行的，还必须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才有可能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早期参加党组织的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而土生土长的工人党员却寥若晨星。邓中夏认为，积极发展和扩大先进工人入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将他们直接输送到国民革命第一线战斗，这是中共党组织极为重要的任务。邓中夏以工人党员孙良惠为典型，迈出了艰巨的第一步。

　　邓中夏到上海工作后，直接面对当时上海工人运动在“二七”罢工失败后的消沉局面，心中非常焦虑不安。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只有把上海工人群众重新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逐步恢复全国的工人运动，以加快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1923年7月8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进行改组，邓中夏、沈雁冰、徐梅坤等5人当选为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第二天，邓中夏在全体执委会上被公推为执委会委员长。邓中夏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后，主要负责发展党组织工作，派遣得力干部到杭州、宁波、无锡、苏州、南通等地开展活动。与此同时，邓中夏十分注意对上海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根据国共合作的新形势，相继设置国民运动委员和劳动委员，同时成立了国民运动委员会和劳动运动委员会两个工作机构。

　　邓中夏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的一个月后，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团中央领导工作，不再兼任上海党的领导职务，但邓中夏始终以上海大学为基地，坚持不懈到上海工人高度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展工人运动，呕血沥心地培养工人干部，打开了上海党组织建设的新局面。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上海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迅速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许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2月，邓中夏将上海大学由青云路迁到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同时，在以西摩路的上海大学为大本营积极组织和领导上海大学师生参与沪西工人运动。孙良惠所在的沪西工人补习学校，成为上海大学推进“平民学校”工作的重要阵地。

　　邓中夏在培养工人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邓中夏在上海大学的同事许德良回忆，邓中夏在上海大学的薪俸每月是80元，数目不小。但他不愿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宁愿省下来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和穷苦的学生。刘华在上海大学中学部念书，半工半读，收入微薄，他在生活上必不可少的物品许多都是由中夏同志供给的。刘华是穷学生，在邓中夏的扶助下，得以完成学业，并成为上海大学党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刘华通过上海大学创办《平民学校》而深入沪西小沙渡，帮助工人学文化，并在邓中夏的引领下，直接投入沪西工人运动中，成为孙良惠最为坚定的革命战友、沪西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而孙良惠也在邓中夏的培养下，成为沪西和上海的杰出工运领袖，并在1924年初出现国共合作新局面的形势下，被邓中夏直接推荐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从事国共合作的工人运动，从而掀开了孙良惠参加国民革命的新篇章。

　　2 在国共合作中发展工人运动

　　孙良惠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就面临中共中央的决定，共产党员必须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孙良惠又以工人代表的身份，进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以开展国共合作的工人运动，这是孙良惠政治生涯的重大转变和使命的重大考验。

　　共产党员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是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讨论中就国民革命问题发生激烈争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而当时另一种意见是，这样做会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低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会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因此反对全体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

　　不难看出，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有片面性。经过激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持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良惠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毅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又以产业工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1924年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召开第一次执委会，选举常委，组建各个工作部门；3月1日正式办公，成立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的党务。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除调查部外，实际负责各部工作的大都是共产党人，其中有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邓中夏、李立三、施存统、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杨之华、张佐臣、向警予、孙良惠、刘重民等共产党人。

　　孙良惠十分重视平民教育事业，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团中央关于普遍举办平民教育的决定，在执行部发动各区党部和进步青年在各区建立平民学校，特别在小沙渡、杨树浦、浦东、吴淞等工人集中的地方，平民学校开展得如火如荼，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了上海的工人运动。

　　于右任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部长，又是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把主要精力放在国民党的政务上，他将上海大学校务交由校务长邓中夏全权负责。邓中夏以上海大学为阵地，通过了《上海大学平民夜校组织大纲》，大力推进创办平民学校，并通过上海大学学生会和上海市学联的积极活动，推动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也纷纷办起平民学校。孙良惠借助推进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平民教育运动，也适时地将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纳入平民教育体系。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由邓中夏任书记，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工会运动上，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工作的孙良惠是邓中夏的主要助手。上海大学派中共党员刘华到沪西工作，在工人中间大力开展募款、宣传、慰问、集会等活动。执行部的工农部还积极组织工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和声援工人罢工，都有孙良惠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5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又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有李立三、杨之华、张廷灏、张佐臣、孙良惠、郑复他等。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还积极在上海各区设立区党部（区分部），孙良惠在沪西积极配合。据1925年统计，沪西境内有小沙渡区党部、曹家渡区和真如地区党部。小沙渡区党部负责人张超（中共党员），下设20多个区分部，除大夏大学、群治大学、沪西商联会等区分部外，多数为工厂区分部。曹家渡区党部常务委员为曾培洪（中共党员），后改为暨南大学学生林仲川，下设暨南大学、绢丝厂、达丰、振泰棉纺厂等8个区分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