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述，明宣德年间从人杰地灵的真如出仕江西、浙江、四川的一位名宦。时抚臣累疏荐述，朝廷晋授其二品。四川的老百姓感其功德，曾立祠祀之。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六百年前的名宦，长期以来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肯定陈述，是因其“劝课农桑，教之树艺，自是民用饶裕”。陈述为官出任，无论是在江西、浙江还是在四川，都非常关注民情，重视民生，以农为本，造福黎民。据《嘉靖嘉定县志》记载：“初，蜀地之民不知力本，述凡巡历，劝课农桑，教之树艺，自是民用饶裕。复著为书，名《农桑风化录》，刻之蜀中。前是，以御史巡按江西，有《辨疑》《恤刑》二录。抚臣累疏荐述。”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述将“农桑”“树艺”视为造福乡梓之根本，倾心竭力“劝课农桑”“教之树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生态建设”“环境治理”。此举抓住了“为官治政”之根本。

　　否定陈述，是因其“招安复擒，置之于法，余党悉平”。说得直白一些，即陈述为“镇压农民起义的罪人”。对于陈述这段历史到底应该如何评价？

　　我们首先来看编辑出版时间较早的《嘉靖嘉定县志》的记载：“由御史历官四川左参政。甫至，适流贼聚众劫掠，官兵失利。述至，推诚布公，招安三百余人，复擒五十余人，置之于法，其地遂宁。已而德阳贼烧什邡、安县，移屯彰明。述统官军为正兵，以当贼冲。复出奇兵，俾人自为战，所获财畜即以充赏。不旬日，渠魁授首，余党悉平。”从这段记载中，后人并不能肯定陈述招安、复擒、严厉打击的对象就是农民起义军。

　　而在1994年编辑出版的《真如镇志》中则这样记载：“陈述在四川任职时，正值农民起义，述进剿与招抚并用，镇压了德阳等地的起义。”不知《真如镇志》断定陈述“镇压了德阳等地的起义”依据何在？如果是采用了《嘉靖嘉定县志》关于陈述的记载而作出这样的定论，就有点片面武断，值得商榷了。

　　根据一些史学家的观点，“流寇匪乱”与“农民起义”不能等而视之，二者有根本的区别：其一，目的不同，起义军具有更高的政治目的，例如推翻统治、改朝换代，而流寇只是为了获得物质资源；其二，规模不同，起义军初期可能规模并不大，但是发展起来可以达到数十万人，而流寇则始终相对保持较低规模；其三，最终结果不同，土匪必定是历史的过客，起义军则可能改写历史；其四，主体称谓不同，起义军自称义军，替天行道，而流寇匪乱大多称王称霸，视黎民为草芥，鱼肉乡邻。根据这四条“金标准”，当年四川德阳的“流贼聚众劫掠”不能称作“农民起义”，只能判定为“流寇匪乱”。

　　毛泽东同志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曾这样咏叹：“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发展至今，尘埃落定，泾渭分明，我们应该给予六百多年前的陈述—一位“为官勤勉”“注重农桑”“为民造福”“民用饶裕”的名宦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了。

　　陈述不仅长于吏事，而且博览工诗。其在浙江宁波为任时，曾在宁海西店驿作《题西店驿》“：潇洒高轩驻节迟，个中幽趣少人知。一帘爽气风来处，万里清光月上时。对坐江山堪入画，满庭花木总宜诗。无边太极先天理，安得尧天尉所思。”表达了作者期盼天下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的憧憬与情怀。

　　陈述为官，政绩卓著，抚臣累疏荐述，多次上疏给皇帝，极力推荐其担任更重要的职务。然而，陈述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以年老为由回到家乡，致仕居地真如陈家宅，习呼“贤人楼下”，直至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