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恩明  编

　　一、团结起来到明天：扩大党的组织，凝聚斗争力量

　　1949年1月，随着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结束，解放战争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是月底，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军事上，人民解放军有绝对把握解放上海，因此不需要采取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方式。上海地下党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发动工人阶级，组织群众有计划地保护工厂、机器、原料和物资，反对国民党屠杀、破坏、搬迁，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完满接管城市。据此，上海局作出《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具体工作》指示，提出了迎接解放的具体任务：在全市开展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的斗争；在建立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等组织的基础上，组成秘密的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仓库及公共场所；为解放军作向导，协助解放军维持地方秩序；监视战争罪犯，瓦解敌军，收缴武器等。同时要求加紧调查研究，收集情报，政策攻心。2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全市党组织系统由原来按垂直系统领导的形式改为基本上按地区分块领导，设立沪东、沪西、沪南、沪北、沪中、新静长（北新泾、静安、长宁）、北郊、徐龙（徐汇、龙华）、浦东9个区委，统一领导本地区各条战线的革命工作。其中，沪西区委书记由夏明芳担任，周小鼎任副书记，施惠珍、王关昶为委员，领导地区内中纺、民营棉纺、杂纺、机器业等9大系统党组织和工人协会、纺织技职等2个党团组织。

　　沪西区委机关办公地设在江宁路1353弄泰来坊16号。这里是周小鼎及其夫人钱希均的住所，可以居民区为掩护开展工作。但因为周小鼎屡屡被人跟踪，市委决定调周小鼎和钱希均到浦东工作，同时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药水弄购买了62号一幢二层楼独用房子作为沪西区委机关，由王关昶以“老板”为掩护，与夫人施惠珍入住，开展工作。此后，相继增补安中坚、李德鸿为区委委员。沪西区委一直工作到上海解放。

　　沪西区委成立后，积极贯彻中央和市委关于“应采取多吸收积极分子入党的方针”的指示，大力发展新党员。到上海解放时，沪西区党员增加至1194名，其中6个工厂分区委的党员数由1948年底的514名增加到976名。同时，沪西区委加快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扩大革命力量。在工厂发展有觉悟、具备条件的工人参加工人协会，在学校发展具备条件的学生参加“新青联”（也有少数学校经党的上级批准，成立性质相同名称不同的类似组织），在地区发展有觉悟的贫民参加“贫民团”，在职员中发展“职协”，在中纺系统高级职员中发展“小纺协”，在教师中发展“教协”等等。这些队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编印和散发《上海人民》《劳工通讯》《职业界》等小报、刊物，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的形势及解放区情况，揭露敌人的阴谋和欺骗宣传，号召工人、职员团结起来，提高警觉，保护工厂企业；向敌特、工贼、流氓寄发警告信，警告他们尽快弃恶从善，争取人民的宽恕；对工商界人士和高级技职人员，宣传党的城市政策，打消其顾虑，促使他们留下来协助护厂。

　　中共上海警察系统委员会（警委）加强了上海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报的搜集工作。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重要的企业，从历史沿革、基本概况到主要人物，警委系统的同志都调查得一清二楚，然后按照机关、产业、部门分类，资料总量达100万字以上，汇总编印成册。沪西地区一些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小街道、两面通的弄堂和不通的死弄堂都被绘成详图。这些资料通过党组织转交到解放区，编成了《上海概况》《上海各种公用事业概况》等资料，为解放军顺利接管上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在警委领导下，沪西地区警察局内的地下党组织建立单线联系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委员会，开展“不抵抗、不撤退、不参与”“三不”宣传。

　　二、众志成城护家园：反搬迁、反破坏斗争

　　面对军事上的接连败退，早在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就作了逃跑和破坏的打算。淮海战役开始后，更是明令京沪一带重要的官僚资本及民族资本家的工厂拆迁至华南、西南及台湾，逼迫工商界人士南下。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蒋介石被迫“下野”，一面释放假和谈烟幕，一面下令各地采取拆迁工厂、搬运物资、转移资金、破坏生产设施等“应变措施”，企图争取时间，卷土重来。

　　为了阻止敌人的破坏，中共上海市委提出了“反对拆迁机器、反对搬运物资、反对转移资金、反对破坏工厂”的口号，号召护厂、护店，保护地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49年3月1日，上海工人协会发出《工协纠察队总部通知》，要求在各工厂建立工人纠察队，明确其任务是保护工厂，监视特务工贼，瓦解反动武装，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于是，各厂很快秘密组建起以党员、工协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厂队、救护队、巡逻队、纠察队、消防队等，以“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护工厂就保住饭碗”等易为群众接受的口号，掀起反搬迁、反破坏斗争。沪西区委还在英华里、梅芳里、金家巷、药水弄、余姚路、平民村一带工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建立了有1200多人参加的贫民团，从事沪西地区保护工作。

　　护厂活动受到了国民党工福会、特务、工贼的破坏。沪西特务头子章祝三、沈庆云等就曾两次召开各厂特务和国民党工会理事长会议，叫嚷要以他们的护工队代替护厂队，还派出武装特务驻厂。为此，各厂工人在沪西区委的领导下，采取藏匿转移关键零件、公开阻止搬运等方法，与敌人斗智斗勇，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斗争。

　　中纺公司是上海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也是我党反搬迁、反破坏的必争之地。1948年11月的一天上午，七八辆卡车开进中纺一厂（解放后改为国棉一厂），径直向苏州河边的后栈房驶去。这时，南织乙班中共党员史小妹警觉起来，她赶到后栈房一看，原来卡车装满了布匹和木材，正打算运出工厂。在这紧急时刻，史小妹马上回到车间发动大家说：“现在有许多卡车在后栈房装布，成品没有了，原棉没有了，我们靠什么吃饭呀！大家赶快到工厂大道去拦车！”当装满货物的卡车驶到南织布房间门口时，闻讯赶来的工人拦住了去路。工人们一拥而上，把车上的布匹都卸下来，扛进了南织布房间。押车人无可奈何，只能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史小妹和其他党员交换了意见，决定以“工厂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为动员口径，率先在南织成立护厂队，将后栈房和布房间监视起来。之后，中纺一厂职工联谊会秘书长华树嘉代表中纺一厂与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瑔交涉，要求“原料进、产品出”。根据谈判结果，职工联谊会做出决定：库存原棉保证一个半月以上的储量，否则成品不得出厂。

　　大隆机器厂是当时上海机器制造业中一个比较全能的大厂。1948年夏秋之际，该厂资本家严庆隆按照国民党迁厂台湾的计划，派人赴台选择新厂址，同时策划拆迁所有精密机床运往台湾。资方的拆迁计划，立即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和阻止。11月28日深夜，国民党当局以违反戒严令为由，逮捕了黄金柱、陈正良、赵士泉、陆文彬、潘志仁、胡东海、姚锦泉、钱永根、陶根祥、葛德山、沈爱泉等11位工人党员。事发后，沪西区委委员王关昶深入大隆机器厂，一面组织开展营救工作，一面重组机器厂党支部，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斗争。1949年除夕凌晨，当局乘工人休假之机，派出8辆大卡车（一说10余辆）进厂偷拆机器。工人们闻讯后立即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党支部迅速组成一支由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临时护厂队伍，高呼“我们工人靠机器吃饭，机器搬掉了，等于搬掉我们个人的饭碗”，坚决不让拆迁机器。工人们把卡车拦在厂门口，放掉了轮胎里的气，使其动弹不得。经过宣传，又取得了卡车司机、搬运工人的同情和谅解，成功阻止了敌人阴谋。此后，党支部紧密团结工人群众，秘密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纠察队。他们白天工作，晚上护厂，严防偷拆、破坏。敌人不甘失败，资方与社会局、工福会串通后，又提出以释放被捕工友作为拆迁工厂的交换条件。身处囹圄的工友们闻讯后，坚决表示：“我们宁可坐牢也决不能让资本家拆走一台机器。”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2月12日，工福会召集所谓“劳资双方会谈”，炮制了4项“协议”，声称只要工人同意拆迁机器，就出面作保厂方给予工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协议”在全厂大会上遭到了工人们的坚决抵制。敌人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威胁要让警备司令部派兵来镇压。对此，工人们报以轻蔑的嘘声。3月底，资方见大势已去，慌忙离沪，拆迁一事不了了之，而11名被捕工人也先后释放。经过2个多月的斗争，大隆厂终于保存了一大批上好机床，为解放后生产恢复运转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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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发动职工投入反搬迁、反破坏斗争外，各厂党组织还开展统战工作，争取资方及高级技职人员的支持和配合。申新九厂资方代理人吴士槐在“二二”事件中，曾协助国民党镇压过工人，因害怕惩罚而忧心忡忡。护厂队摸清情况后，连续给他写了几封信，阐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劝他出面护厂。经过宣传教育，吴士槐逐渐消除疑虑。一天，他请护厂队长到家中谈话，当面撕掉了飞香港的机票，以示留下的决心。此外，他还下令取消原定拆迁12台细纱机的计划。在申新一、七厂，国民党通过其控制的工会，驱使工人拆除数万纱锭，准备装箱。荣德生获悉后，从无锡赶到上海，制止将机器运走，重新安排生产，并命四子荣毅仁担任总经理，直到上海解放。

　　位于光复西路10号的中央印制厂上海厂（今上海印钞厂）主要承担储备货币的印制工作。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很早就重视这个经济命脉机构。1948年初，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电令该厂理监会主任凌宪扬和总管理处主任陈公亮赴台实施分批迁台计划，由总管理处副主任糜文熔主持工厂工作。印制厂党支部获悉后立即开展反搬迁斗争，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搬机器就是搬掉工人的饭碗”等口号，用各种方式抵制和阻挠搬迁计划的实施。1948年12月的一天，当多辆卡车进厂企图突击搬运机器时，许多工人包围卡车，阻止搬机出厂。糜文熔曾是我党早期党员，地下党员陈炼军、叶扬等利用各种机会，对糜文熔等工厂高层阐述形势，晓以利害，动员他们千方百计拖延搬迁，使拆迁计划无法得逞。印制厂党组织领导的反搬迁斗争，为解放后的顺利接管和恢复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这是最后的斗争：牺牲在胜利前夜的沪西英烈

　　1949年4月21日，鉴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发起了彻底摧毁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最后决战。国民党反动派虽已穷途末路，但仍不愿束手就擒。4月22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上海进入战时状态，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并颁布旨在镇压工人、市民的所谓紧急治安条例。4月27日，蒋介石抵沪，亲自部署“保卫大上海”计划，下令强制搬空上海的重要物资原料，逮捕所有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彻底破坏重要的公用事业及工厂，布置大批特务潜伏破坏。特务机关开始了大肆搜捕行动，并将位于闸北共和新路1555号的教仁公园（俗称“闸北宋公园”，今为闸北公园）辟为屠杀革命者的刑场。5月9日至21日的12天内，国民党反动派在此连续枪杀、活埋了43名革命志士，其中就包括5月20日同日牺牲的钱凤岐、刘家栋、徐海峰、郭莽西等沪西革命英烈。

　　钱凤岐（1909—1949）、刘家栋（1910—1949）是中共上海警委打入普陀路警察分局的地下党员，钱凤岐任党支部书记。1949年初，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在警察局内部建立“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组织，公布“战时禁令”，以连环保形式严密控制警务人员，搜捕系统内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共上海警委针锋相对地在警察系统组织开展互保立功运动，钱凤岐、刘家栋通过各种秘密方式，广泛联系局内警员，进行反逃跑、反撤退、反破坏宣传教育，要求大家做到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不做危害人民的事，保护好档案物资，维持好社会治安，为迎接解放，配合我军接管城市立功。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中共上海警委从电台中接收到《布告》内容后，立即油印2000多份，另外又附上一封警告信，指示各警察分局地下党组织分发。钱凤岐、刘家栋接受寄发信件任务后，即按平时掌握的住址，准确、迅速地把《布告》和警告信寄到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家中，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这一行动，在国民党警察局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毛森暴跳如雷，连续3次发出训令，要求限期破案。他布置心腹严密侦查，逐渐把疑点集中到普陀路警察分局钱凤歧、刘家栋和杨树浦警察分局地下党员钱文湘、互保立功会成员蒋志毅等4人身上。5月13日晚，钱凤岐、刘家栋和钱文湘、蒋志毅先后被捕。为了破获上海警委组织，毛森亲自对钱凤岐等进行审讯。在此后一个星期的几十次审讯中，敌人动用了各种刑具严刑拷打，但钱凤岐他们坚贞不屈，横眉冷对。5月20日，毛森下令将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和蒋志毅押往闸北宋公园内秘密杀害，史称“公安四烈士”。

　　徐海峰（1903—1949），江苏沭阳人，中共党员。为配合解放上海的对敌斗争，1947年，中共华东局统战部杨帆派遣时任江苏省宿迁县农会主任、宣传部长的徐海峰到上海，开展对敌策反工作。徐海峰到上海后，进入上海被服厂，以做工为掩护，与中纺第十七棉纺织厂厂长室秘书、中共民主建国会理事、沭阳同乡姜化民取得联系，共同对两人的同乡、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组织委员方元明进行策反，通过方元明把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近20箱重要档案和一批珍贵国画从镇江转移到上海地下党组织手中。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徐海峰加紧对国民党驻沪部队军官的策反工作，并与姜化民等买了许多白布做成袖章、刻制图章，为迎接解放作准备。不料因叛徒告密，5月13日下午，徐海峰等6名地下党员在杨树浦开会时突遭特务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皮鞭抽打、电刑逼供、老虎凳酷刑，徐海峰等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5月20日，徐海峰壮烈牺牲于闸北宋公园。

　　郭莽西（1910—1949），浙江东阳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大夏大学教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郭莽西思想进步。抗战时期，他在讲课时针砭时弊，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抗战胜利后，他到大夏大学任教，并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积极从事策反运动。1949年春，郭莽西印发了一篇《告上海同胞书》，号召市民保护好大上海，迎接解放，并以京沪铁路局警务处兼职专员名义开展护路护站斗争，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5月10日，郭莽西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在狱中的10天里，郭莽西遭到6次残酷刑讯。面对酷刑，郭莽西无所畏惧，痛斥反动统治，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显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气概。

　　除钱凤岐、刘家栋等为上海解放而牺牲的烈士外，中纺第一印染厂党组织组织工人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护厂斗争，一些党员和工协积极分子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纺第一印染厂是中纺公司中设备雄厚、生产能力较强的一家印染厂。早在1949年初，为阻止国民党当局将一印厂搬迁到台湾的阴谋，一印厂党支部利用中纺公司护厂要求，组建了由中共地下党员、工会理事长杨善任团长的护厂团。护厂团对各种重要设备实施专人专机看管，甚至对送进锅炉房的每一车煤都要严格检查，把各种异物挑拣出来，防止发生意外。4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全市分散的、名称各异的护厂、护校组织改称为“上海人民保安队”，实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为便于解放军进城时识别，人民保安队总部决定印制布质白底红字的人民保安队臂章，并将印制任务交给了一印厂党组织。经过周密筹划，杨善率领一印厂党员和积极分子仅用3天时间完成了印制任务。

　　5月17日，从市郊前线溃退下来的一个连的敌军强行闯入一印厂，企图与驻扎在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附近的同兴被服厂、造币厂内约1个团的敌军负隅顽抗。对此，一印厂护厂队一面安排敌军到离仓库、车间较远的地方住下，一面加强厂区值班巡逻，增派暗哨，同时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同士兵聊天、谈家常，开展分化瓦解工作。护厂队还要求厂方提供一批银元和便衣，对开小差的士兵给予“方便”。当人民解放军进抵沪西时，该连许多士兵早已开了小差。

　　一印厂的护厂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5月23日下午，普陀路警察局出动“飞行堡垒”和近百名便衣武装警察包围工厂，企图抓捕杨善。厂党支部获悉后，立即通知杨善和其他厂内同志隐蔽起来。敌人四处搜查，一无所获，便转到设在中纺三厂里的一印厂加工场，逮捕了19名工人。第二天，敌人残酷地杀害了其中的地下党员、工协负责人孙方璟以及工协会员张如松、李阶平3人。就在3位烈士牺牲后的第二天，上海得到了解放！

　　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里应外合得解放

　　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9、第10兵团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揭开了解放上海的序幕。至18日，第9兵团先后攻占松江、南汇、青浦、川沙等地，进抵高桥附近。第10兵团攻占浏河、太仓、嘉定、昆山、南翔等地，与第9兵团形成夹击吴淞口之势。抵挡不住解放军铁锤打击的国民党残兵败将纷纷流窜市内，驻进沪东、沪西各大厂，企图利用工厂内坚固的厂房、危险的锅炉等继续负隅顽抗。为迅速解决战斗，第三野战军增调第7兵团第23军和第8兵团第25军分别配属第9、第10兵团，于23日夜发起总攻。24日，第10兵团从东西两路分别攻入浦东和沪西市区。当晚，上海市委发出紧急通知，人民保安队连同宣传队及所有护厂护校队员共10万人，连夜全体行动，戴上了统一的白底红字的人民保安队袖标。

　　在南线，解放军先头部队于5月25日凌晨1时许，从曹家渡直插三官堂桥，国民党守军与解放军一接触便退守苏州河北岸，用机枪封锁住苏州河，解放军当即予以反击，展开激烈的战斗。此时，坐落在苏州河南岸的中纺上海绢纺厂护厂团紧急行动起来，帮助解放军救护伤员，并很快在厂木工间屋顶上架起便桥，引导被敌军枪弹堵在马路上的军民从便桥上转移出去。在苏州河北岸的中纺二厂的护厂团，对顽抗的守桥敌军展开政治攻势，动摇军心，促使守桥敌军瓦解，使解放军迅速冲过苏州河。26日晨，人民解放军第23军67师199团、200团、201团在曹家渡过河，占领中央造币厂，俘虏国民党部分交警。

　　北线承担攻击真如镇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第26军77师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继23日发起总攻后，至25日中午，第77师229团占领绿杨桥，231团抵达李子园，切断了大场和真如发讯台间敌军的联系。下午13时，230团、231团由绿杨桥、李子园方向向真如发讯台发起攻击。15时，电台守军见势不妙仓惶逃窜。231团迅速占领电台，并迅速南进，包围太平桥、真如镇、倪家桥之敌。经激战，国民党第55军守军向吴淞方向逃窜。入夜20时，230团对真如火车站守敌发动攻击，全歼守军600余人。午夜，231团进占真如镇。26日凌晨，230团、231团合歼真如地区国民党第123军残部。至此，真如战斗结束，人民解放军以牺牲72人的代价取得歼敌4000余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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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解放军第27军81师占领苏州河以南沪西地区后，配合上海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派出联系人王中民，穿越造币厂桥赴国民党51军军部，会见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25日下午，刘昌义乘车通过造币厂桥，来到位于西康路1000号劳工医院的解放军81师师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并用电话命令其51军停止抵抗。26日清晨，人民解放军从造币厂桥等处过江，接管国民党51军防地。普陀区境宣告全部解放。

　　在解放军的神速进军下，大批国民党残兵败将仓惶流窜市内，或占据大厦高楼，构筑工事，或进入工厂单位，企图利用坚固的厂房、危险的锅炉房进行巷战顽抗。人民保安队沪西指挥部派出50名队员担任火线向导，带领解放军沿苏州河北岸向东进攻。

　　在市区三昼夜激战中，协助解放军战斗、维护社会治安，是人民保安队和工人积极分子起到的另一个突出作用。苏州河以北地区解放后，大隆机器厂人民保安队手持武器，奔赴附近的沪杭铁路线布岗执勤，当看到一批游民聚众撬窃铁路护路木桩时，当即鸣枪驱散，保护铁路安全。

　　在解放的最初几天里，一些敌特残匪、地痞流氓打着“华东地下军”“东南民主联军”“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中共城工部工作队”等旗号，佩戴格式臂章，跑到一些工厂去“接管”，妄图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搞破坏活动。但所有这些，都因“只有佩戴白底红字袖章的人民保安队才是真正的工纠组织”这一地下党组织与解放军的事先约定而被识破。看守造币厂的敌军，乔装易服，假冒“新四军淞沪游击支队”名义，劫走大批银元和银元坯子，人民保安队迅速出动，将被劫银物全部追回。在大隆机器厂附近，有一个自称“东南亚民主联盟”的非法组织擅自命令旧警察缴械，人民保安对获悉后，马上前去围捕，把这个非法组织一网打尽。

　　上海战役期间，全市绝大多数工厂运转自如，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继续上课，水电煤从未中断，电话始终畅通，市政交通基本正常。这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少有的奇迹。人民保安队针对部分商店老板怕乱怕抢，不敢开门的思想，协同人民宣传队，劝说未开门的商店迅速复业。沪西苏州河以南各店，即在25日上午一律开始营业，停顿的工厂也重新投入生产。27日，沪西地区除第五纺织厂外，所有棉纺、毛纺、制麻、机械等厂工人都以获得解放的愉快心情，陆续复工。中纺各厂也于次日恢复生产。各工厂职工充满了热烈欢舞的情绪，墙壁格子贴满了“欢迎解放军”，“努力生产”等标语和快报。走廊里男女工人在工余学扭秧歌舞，车间里充满了愉快的歌声。他们还群集着讨论今后增加生产的计划。在纱厂中，申九、申二、信和、统益等纱厂，即使在炮声震耳的激战时刻，也从未停工，充分体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镇定和沉着。5月28日，上海获得新生的第二天，作为中共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正式创刊。这份创刊号第二版刊登头条《中纺沪西各厂工人英勇护厂迅速复工，配合解放军肃清残匪》一文，记录了上海纺织工人的英勇故事。

　　5月27日下午7时许，随着困守杨树浦一带的最后一股敌军投降，上海全部解放。从此，普陀人民和全上海人民一道，走进了伟大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