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恩明  编

　　一、总工会启封斗争和刘华英勇牺牲

　　上海总工会是上海工人阶级的旗帜，遭到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的深恶痛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25年9月18日，奉系军阀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悍然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当晚8时半，戒严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查封上海总工会，没收救济款，逮捕了总工会会务科主任刘贯之和交际科主任杨剑虹（奉系军阀退出上海后，两人于10月21日被保释，此后，杨剑虹登报声明脱离工会组织），并下令通缉李立三、刘少奇。

　　对于中外反动派的反扑，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牺牲，决定采取防守策略，把工作的重心放到基层组织工作上来。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书，指出：

　　军阀们只能一时封闭你们的工会，不能永远封闭你们的工会，更不能封闭你们万众一心的的团结精神，只要你们的内部团结，不为商会及工贼的阴谋而涣散，帝国主义者、军阀外面的压迫，都是不足惧的。……不可因工会一时被封而灰心，应该万众一心，不断的奋起！

　　李立三离沪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挑起了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的重担，白天奔走活动，晚上伏案工作，编辑《三日刊》，同汪寿华、孙良惠等紧密配合，力图恢复工会工作。

　　刘华是二月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五卅运动期间，又先后担任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小沙渡地区是日商内外棉等纱厂集中的地区，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反动军警和工贼流氓不时到潭子湾三德里第四办事处骚然破坏，刘华则率领工人纠察队一次又一次给予还击。

　　二、隆重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

　　1925年7月，正当五卅运动进入关键时期，他在四川的老家遭到土匪抢劫，弟弟被打死，父亲被掳走，母亲受重伤，祖母病危。家人接连来信催促他回去，但他因工作重担在肩，答复家属说：“国家衰弱，强邻欺侮，神圣劳工，辄为鱼肉。我亦民族一分子，我亦劳动一分子，身负重任，何以为家？须知有国方有家也。”请求家人原谅，允许他以全部心血倾注于工人运动。

　　第四办事处所在地潭子湾三德里条件简陋，刘华每天领16个铜板，以稀饭馒头充饥。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咳血不止。在李立三等再三催促下，才勉强同意到上海宝隆医院治病休养。刘华的叔父得悉后，来信劝他回乡休养。刘华回信说：“虽我已累倒吐血，但我的心情是愉快的。”“我既认清了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而况此时工人拥护我，党信任我，应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岂能正与敌白刃战时，为了私事就抽身回家吗?”并赋诗说：“愿拼热血如春雨，洒遍劳工神圣花。”刘华病体稍愈，便不顾公共租界巡捕房对他的通缉，又投入到了战斗之中。

　　上海纺织工人对上海总工会被封无不愤恨。上海纱厂总工会等170个工会，曾就此事联合发出告全国同胞宣言，谴责军阀封闭工会的罪行，争取社会同情。9月23日，纱厂总工会联合各产业工会和各区工人代表，宣布成立上海工人代表会议，代替被封的总工会。

　　10月，第三次直奉战争爆发。16日，奉系军阀撤出上海，孙传芳的直系军阀占领上海。此后，工代会联合上海市民协会等团体，通过集会、致函等方式，强烈要求淞沪警察厅启封上海市总工会。内外棉纱厂、日华纱厂、同兴纱厂等27个厂的工会代表也先后赴龙华淞沪戒严司令部请愿。但直系军阀进驻上海后，为控制局势，平息工潮，取得帝国主义的欢心，悍然于10月30日查封了在南市西门红栏杆桥东海坊2号的恢复总工会筹备工作点以及潭子湾筹备恢复的第四办事处。

　　11月，中共中央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奉系军阀、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群众运动。上海工人将启封总工会斗争和反奉反段运动结合起来。11月29日，各工会、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妇联等在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五卅半周年纪念大会，1万多人冲破军警阻拦冲击会场，要求启封总工会。大会结束后，群众在南京路一带举行示威游行。

　　当天下午，抱病参加大会的刘华，途径公共租界，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电车站被工部局总巡捕房华人探目潘连壁、包探张克训抓捕。审讯中，刘华化名王本华，称自己是上海大学学生，使审讯没有结果。后来，敌人又诱骗工人来认领，但工人没有上当。最后由特务张海锋前往指认，敌人方知王本华就是被通缉多日的刘华。12月2日，刘华被引渡到松沪戒严司令部军法处。刘华在狱中坚贞不屈，敌人以巨款为诱饵，刘华也不为所动。

　　刘华被捕后，党组织多方营救，上海纱厂工人接连几次罢工，要求释放刘华。全上海工人，尤其是小沙渡工人还准备用示威办法迫使淞沪戒严司令部放人。刘华知道这一消息后，传书出狱，劝阻工人们不要为他个人去冒险和牺牲。刘华在狱中写下以下一段诗：

　　一个普通的工人，

　　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

　　现在找到了真理，

　　找到了他真正的母亲——

　　中国共产党。

　　我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献出自己的一切！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战斗到底！

　　12月6日，上海100多个人民团体5万多名群众，冲破军警阻扰，在闸北青云路空场上召开反段祺瑞大会，要求释放刘华，并宣布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在冲突中，杨树浦部委书记张浩（林育英）头部被打，但仍带伤在大会上演讲，一度昏倒在地。上总刘贯之、学联张超、济难会阮仲一、妇联杨之华等轮流主持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上海总工会新的执行委员会，刘华当选为副委员长。12月12日下午，总工会会所又被淞沪警察厅封闭。

　　12月15日，孙传芳从南京抵沪。上总代表刘贯之和各工会代表40余人前往火车站，借“欢迎”之名递上呈文，要求保护总工会，释放刘华，并促请总商会交出捐款援助失业工人。孙传芳来沪后，先后拜访英、法、日、意四国驻沪领事及上海总商会，商讨所谓禁止“赤化宣传和治安等问题”。

　　12月17日晚，在上海总商会欢迎军阀孙传芳的酒会上，日本商团总头目和英国驻沪副领事向孙传芳鼓动说：“刘华是中国劳工的领袖，上海屡次罢工，皆为其煽动，如不重办，上海的秩序十分危险。”孙传芳听后，马上传令淞沪戒严司令严春阳，立即将刘华“秘密枪决，灭尸不宣”。

　　当夜11时许。刘华被淞沪戒严司令部军法处推上密不透风的囚车，押到南市蓬来路附近一块空地上，将刘华秘密杀害。刘华时年26岁。

　　刘华的牺牲，激起了上海工人的无比愤怒。他们不顾被开除、坐牢的威胁，关车停工，抗议军阀的屠杀。各工会代表先后赴戒严司令部和军法处抗议，要求公布刘华的所谓“罪状”，并将刘华遗体交给工人安葬。但戒严司令部和军法处互相推诿，毫无结果。直到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总工会还在报纸上刊登悬赏启事，寻找刘华遗体，但始终未有结果。

　　刘华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以头条刊出《悼刘华同志》一文，高度评价刘华的英勇业绩，称颂刘华是“真能保护工人利益，真能拥护民族利益的一位战士”、“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发表通电，称颂“刘华为工界最忠实最勇敢之领袖。”

　　刘华牺牲了，但沪西地区党团工作并没有停滞。曾经与嵇直共同创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和工友俱乐部的共产党员徐玮，于1925年11月担任小沙渡共青团部委书记，领导有关工人及国民大学、大夏大学共青团支部工作。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时，常以机器的部件或螺丝钉比拟每个团员或工人。他说：“我们能象机器那样团结成一个整体，就不怕拿摩温和老板了。”他还介绍红旗的意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工人阶级的地位等。他深得团员和工人们的拥戴，被誉为“宣传鼓动家”、上海团组织中的一大“金刚”。小沙渡团的工作在徐玮的领导下搞得生气勃勃，受到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贺昌的表扬。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在人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广州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出师北伐之际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上海代表有项英、张佐臣、孙良惠、朱宝庭、王亚璋、谢庆斋、朱英如、周月林、陆小妹、唐惠良等30多人，其中纱厂工人代表占大多数。大会作出了《关于上海总工会报告的决议》，指出，在军阀的严重压迫下，上海总工会应将秘密工作和公开活动相结合，特别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提高工人的觉悟和政治斗争的勇气。大会选举苏兆征、林伟民、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王荷波、项英、李森、张佐臣、王亚璋等3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孙良惠、朱宝庭等17人为候补委员。

　　“五一”过后不久，“五卅”惨案周年临近。中国共产党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区委，又称江浙区委）决定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贺昌以及汪寿华、梅电龙、韩光汉、余泽鸿、林钧、杨之华、李硕勋等9人组成五卅行动委员会，罗亦农、贺昌、汪寿华为秘密总指挥，筹备“五卅”周年纪念活动。

　　5月29日，有上海工商学界1000多个团体5000多名代表参加的“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在虹口方家木桥（今广中路668号）举行。当天，上海数万工人停工，各学校大多停课，商店也普遍停业，有的商店门前贴了“卧薪尝胆，永矢不忘”的标语。奠基礼会场上，与会代表高呼：“不要忘记我们的刘华！”“为我们的刘华复仇！”“刘华不死！”等口号以示民众复仇之心。原日商纱厂工人陶静轩代表上海总工会宣读祭文，并发表演讲，悼念五卅死难烈士和刘华烈士，号召“继烈士未完之志，以谋国家之独立自由”。会后举行了游行。

　　（下转第7版）　　（上接第6版）

　　5月30日上午，由上海总工会、学联、妇联等发起的“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上海各界人士共计1000余个团体6万多人冲破敌人重重阻拦赴会。会场旗帜如林，挽联满台，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工人纠察队员手拉手，筑起一道人墙，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由学联的张超主持，全国学生总会李硕勋宣读大会宣言和通电，表示要“继续诸烈士未竟之功，以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会上，工商学各界代表纷纷演讲，表达反帝的决心。会后，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争相观看。下午2时许，3000名小沙渡工人在中共小沙渡部委书记郭伯和、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龙大道领导下，由西门大会会场冲进法租界民国路（今人民路）新桥街口向北进军，突破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口中印巡捕防守，越过英租界西行至小沙渡。当这支队伍行经至南京路时，前导者高举3丈高的一面大旗，全队则小旗招展，两旁群众见状顿时欢声雷动，掌声和欢呼声响作一片，电车交通也被迫停顿，群众在车上贴上了“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并将数辆电车击毁，一时公共租界上的公共交通几乎全部停顿。租界巡捕在声势浩大的群众面前不敢开枪，用警棍、水龙头驱赶群众。游行群众满怀着对帝国主义愤怒，以砖头、瓦块、木棍等作为武器与英捕、印捕搏斗，也有居民从楼上向巡捕扔石块、板凳。游行示威直到晚上7点钟才结束。

　　这一天，内外棉11个厂全体工人响应上海总工会号召，开始为期两天的罢工斗争。

　　在大规模的五卅运动纪念活动中，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不断壮大，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到1926年5月时，工会会员达到21万人。

　　三、1926年日商纱厂工人两次罢工斗争

　　如火如荼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给工人群众以极大的的鼓舞，激励他们奋起反抗工厂主的残酷压榨和苛待。而1926年五六月间，正值物价飞涨，6月份的米价从早先的10元1石涨到高达19元1石，纺织工人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于是纷纷起来抗争。在这轮罢工浪潮中，除闸北、虹口地区丝厂数万工人罢工斗争外，以内外棉四厂、五厂工人罢工斗争最具力量。他们在纺织工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斗争。

　　6月24日，内外棉四厂工人为反对工头诬控工人毁坏机器并有放火行为而罢工；6月28日，内外棉三厂工人为援助四厂工人举行罢工。工人罢工后，帝国主义者及中国军阀立即对工人进行了横蛮的迫害，有16名工人被捕，其中两人被判坐西牢3年，另有几人被判刑7年；内外棉四厂罢工工人唐某因讲演而被捕，内外棉三、四厂工人开会，大队巡捕赶来驱散，捕去5人，并向工人开枪。三、四厂工人罢工后，厂方立即以纱业不景气为由，将工厂停闭，之后，又在谈判中提出要几十名工人“自行告退”再考虑开厂的无理主张。后来更是提出了愈加荒谬的开厂条件：资方可任意开除、招添工人，罢工期内及其他一切津贴今后一概不发；被开除之工人一概不发给津贴；工人请假不得超过一个月等等。对此，工人立即予以坚决拒绝。7月7日，内外棉各厂工人罢工1小时，其中内外棉东西五厂则继续了1天，并提出启封总工会的要求。厂方因工人罢工意志坚决，不得不于7月7日派出代表与工人谈判，但经10次谈判仍没有结果。7月23日，经纱厂总工会会同三、四两厂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厂方被迫接受了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得用巡捕殴打和无故拘捕工人等3项条件。但工人方面也受了损失：工人被捕16人，被开除8人，罢工期内工资也不发给。7月24日，工人开始复工。

　　1926年6月27日，上海总工会再次被军阀查封。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在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提出：“应极力争得上海工会的公开存在，并普遍宣传上海工人的总要求，上海党部尤须知道上海工人参加上海的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改良运动。”

　　8月4日，停泊在上海的日轮万里丸上的日本水手行凶，将小贩陈阿堂无故打死，事后，日本领事馆又将两名凶手秘密送回日本。此事引起了上海工人和各方面的强烈抗议，日商纱厂工人由于身受日人踩躏，故对此尤感痛切。中共中央决定以陈阿堂惨案为导火线，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发动一次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以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步伐。

　　8月18日，上海全市日商纱厂工会联合发表宣言，称“我日厂全体工人，誓为陈阿堂复仇，并坚决反对东洋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自本日起，愿予日厂主以3日之考虑，各日厂主须于此限期内联名要求日领，引渡陈案凶犯，诚意解决工潮，否则吾全体工人，誓当站在一切民众之前线，作拼死之长期奋斗。”日本资本家对工人的要求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破坏日华纱厂工人筹备陈阿堂追悼会，并抓捕工人。帝国主义的暴行进一步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

　　8月20日上午，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委会的精神，决定采取从防守转入进攻的策略，组织特别委员会以领导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李立三、项英等5人组成。同日，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第一次大罢工命令，命令日商纱厂东西五厂、七、八、十二厂实行同盟罢工。当天下午2时许，小沙渡内外棉东西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十五厂工人7000多人，齐聚潭子湾，召开大会，决定一致罢工。会议通过了致中国官厅的函，指出：

　　去年五卅国耻，即导源于日厂惨杀工人顾正红，致激起全国国民之愤慨，争持数月，至今沉冤未白。乃日人毫不悔悟，又于八月三日，打死我同胞陈阿堂，全埠市民奋起抗争。日领仍无惩凶之意，稍具爱国心，莫不引为奇耻。

　　函件提出了引渡凶手、改良工人待遇、增加工资、释放被捕工人等要求。

　　此后纱厂总工会又连续发布多道命令。8月25日上午，内外棉十三、十四厂工人举行罢工。26日，九厂投入罢工。27日，同兴纱厂也参与罢工，总罢工人数达2万余人。

　　8月26日，上海总工会下令全市日厂工人迅速作好对日总罢工的准备，待命行动，并通告中、英各厂工会，在此期间，不要轻易发动罢工，应集中力量一致对日，捐款救济日厂罢工工友。此后，上海各日厂工会都开始着手组织罢工委员会，发表宣言、通电、告市民书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声援罢工工人。

　　日本在华纺织业公会总裁船津辰一郎立即赶往南京，与军阀孙传芳密谈。帝国主义和军阀采取一致步伐，严厉镇压罢工。他们一方面侦骑四出，拘捕工人骨干；一方面雇用大批流氓打手，强迫工人上工。大多数工人不为所动，坚持斗争。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配备斧头、铁尺等在工厂附近巡逻，对付破坏罢工的工贼流氓，双方时起冲突。

　　从8月26日起，学联发动学生在租界各处演讲，声援反日罢工。军警驱赶学生，学生仍坚持不懈。28日下午，上总、学联等组织的演讲队，在南京路一带又举行演讲宣传，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援助日厂罢工”等口号。爱国市民纷纷围观，人群拥挤，电车不通。外文报纸惊呼：“南京路又发生与五卅相似之扰乱”。租界当局出动铁甲车、消防车、机关枪队及大批巡捕前来弹压，逮捕示威群众数十人。同时，军阀当局下令通缉上总负责人，查封纱厂总工会，严禁一切集会。

　　面对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打压，上海总工会和小沙渡罢工委员会于9月2日发表第三次宣言，鼓励工人坚持斗争。9月7日，上海总工会联合学联和妇联等团体发动了“九七”国耻纪念日（辛丑条约签订25周年）示威活动。

　　这天上午，1万多工人、学生聚集在西门，准备参加纪念大会，但军阀派了3000多士兵在西门方斜路一带设防，严禁群众进入公共体育场，场内也满驻军警，将铁栅门关闭。群众只得改变方式，沿民国路结队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军警前堵后追，阻拦群众游行。群众一边与军警搏斗，一边行进。最后，在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桥路中集合，召开大会，通过告全国民众书、抗议陈阿堂惨案、声援日厂工人反日大罢工、祝贺北伐军战胜军阀吴佩孚等电文。随后，工人们分头进入公共租界南京路等处演讲，共有200多队，每队五六人不等，大多为纱厂罢工女工。演讲队散发大量传单，不断呼喊反帝口号，市民拥挤于马路两旁，情绪极为激昂，直到捕房派出大批马队和铁甲车前来冲击，演讲队和群众才陆续散去。

　　这次反日大罢工中，上海总工会、学联等虽多次呼吁，要求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经济绝交，至少是采取抵制日货的行动，联合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但民族资产阶级并不积极。除部分爱国学生的支援外，日商纱厂罢工工人陷于势孤力单、难以为继的地步。加之当时纱市疲弱，日本厂主以停工关厂相威胁，致使局势对工人极为不利。9月中旬，罢委会主动转变策略，将斗争转向经济要求。但日本厂主态度强硬，企图用武力胁迫工人。最后经总商会调解，工会与厂方多次商谈，商定条件，于9月14日签署协议，并于16日宣布复工。

　　五卅运动后一年多时间里，上海纺织工人经历了多次政治、经济斗争和罢工，队伍逐渐地成熟起来，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增强了，组织纪律性严密了，这就为紧接而来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好了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准备。